学习一生王充是哪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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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是哪个朝代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字仲任，汉族，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对母亲很孝顺。后来到京城，进太学学习，拜班彪为师。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
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人物简介
王充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他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得出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其中《订鬼》已是中学课文。订正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鬼的认识。
刺史董勤征聘他为从事，改任治中，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即汉章帝）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力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
家族显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至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由会稽阳亭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元气自然论
元气自然论”是王充思想体系的核心，主要由元气和自然两个元素构成。元气是世界的基源，元气论是对于万事万物，包括对人的形成及其变化依据的思考。自然即指自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是客观的，具有必然性、自发性。自然论是王充思想的基础。王充认为事物运动的源动力在“元气”本身，而非外部因素使然，故以“气”为基础，王充对万事万物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气”，万事万物皆由“气”构成，“气”的运动导致了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天”、“地”和“气”都是无意识的存在，天地通过“气”对万物（包括人）产生的影响也都是自然的。“气”的本质是特定的、不变的，而“气”状态又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在“气”本源性这个意义上来讲，“气”又称为“元气”（元，开始之意）。“元气被认为是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王充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认为气是物质性的、基础性的、永恒的和自然无为的。《四讳篇》云：“元气，天地之精微也。”“元气”是天地之间较为精微的一种气，天地通过“元气”来衍生出万物，万物在“气”的不断运动中产生，人的产生也是在天地“气”运动的结果：“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就像是夫妇之间的阴阳交合之“气”产生孩子一样。“元气”化生万物，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唯一本源。然而万物皆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因禀受元气的厚薄粗精不同，因而其形体和属性也存在有巨大的差异。人与其他万物相比，更是地位高贵，表现在人有知识和智慧，是因为人禀受的“元气”比较厚渥，王充将之称为“精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人是由最精细的、带有精神属性的精气所构成。
王充的自然论强调：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自发的、客观的、必然的，从而反对董仲舒所宣扬的天有意识地创造人类、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张，反对天有意降下祥瑞与灾异，并指出其荒谬性。他认为这些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王充将“气”视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认为自然中的各种现象是“气”自然作用的结果，事物禀“气”的厚薄决定着事物的好坏，延及万物之中的人类，人禀“气”的厚薄决定了人“命”的死生寿夭、富贵贫贱“气”是无形的、流动的、看不见的，对于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王充处于当时的境地并不能做出清晰的详细的解释，但他用“气”的概念解释这些尚末认知的事物的本质联系，来笼统地说明所有问题。王充的元气论，对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成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并成为他解读人类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在王充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
无神论
王充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王充认为，无形的“元气”和有形的物体构成了整个世界，人和万事万物都是禀受“气”而产生。《辨祟篇》云：“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人也属于“物”的一种，但人是有智慧的“物”，这种智慧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精神。王充指出，人既然是禀“气”而生，而“气”分为阴阳，故形体由阴气产生，精神由阳气产生：“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构成人精神的“气”，被称为“精气”。一旦人死，精气就会消散，不会再产生精神现象。人的精气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就好比“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橐之中也”物质载体不在，精神安在？鉴于精神对形体的依赖性，王充认为人死后精神亦不复存在，人变为鬼神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人禀受精气而生，能够成为精气的是血脉。人死之后了血脉就会枯竭，血脉枯竭而精气就不存在，精气不存在而形体就腐朽，形体腐朽就会化成灰土，又怎么能变成鬼呢？
王充认为，在“气”和“物”的基础上发生和存在着人的精神现象。“气”构成了人的形体，人的形体因而发生了精神现象，人一旦死去，精神现象也就随之消亡，不复存在。王充以人死如火灭为喻，来说明人肉体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人死之后，就不会存在不灭的精神，更不会存在鬼去影响到现实中的人在批判鬼神论荒谬的同时，王充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认识：鬼神的产生是人生病而精神错乱或者思念郁结所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王充反对汉代流行的神学目的论，反对有人格神的存在安排着世间万物的命运。他试*寻找一种新的物质来解释甚至替代人格神非凡的超人性，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存在，王充难以给出科学的解释，最终不得不走向了另一种神秘主义——“命”。
认知论
在《论衡》中，王充对“知”即人的认识论有不少专门的论述。《别通篇》云：“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人有认知能力，可以获得知识，从而产生力量。王充认为，人应该利用和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获得知识，扩大自身的认知范围。认知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认识各种事物的性质，但最终是要认识到事物内在的规律和本质，正如《实知篇》云：“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也。”王充所强调的“知”的内容，即“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天下之事强调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世间之物强调的是自然领域中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王充要认知的对象包括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
王充对获得“知”的途径也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王充坚持知识的客观性，批判神秘主义先验论，针对儒者说圣人生来就知晓一切的说法，王充指出，人的知识，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在与外部世界逐渐接触的过程中学习认识到的。他列举材料证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圣人和普通人一样，都要通过感官与外界接触，通过了解外部事物而增长见识。王充认为，人的知识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认识来获得，这个过程，是“耳目”和“学问”相结合了解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了直接的感性经验和他人的间接性经验。“耳目”即感官所获得的直接的感性经验，通过对感性认识的梳理，人们能够做到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凡圣人见福祸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王充肯定“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即感官直接认识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人不可能凭借“耳目”认识一切事物。王充进一步提出，实际经验虽是人们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但也还需要他人的间接经验，即书本上的“学问”。所谓“学问”，指的是汲取他人已有的经验，相对于“耳目”来说，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是间接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不学习就能感知，不问就能知晓，古往今来，这是没有的事情。王充指出，“耳目”与“学问”相结合，就可以从外部世界获得可靠的经验。但仅仅靠经验，形成的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还必须对经验进行理性思考，否则就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王充还非常理性地认识到，由于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可能认知切事物的，“天下事有不可知，犹结有不可解也”。王充的这种认识和见解是相当深刻的王充还强调“效验”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所谓效验，就是事实根据：“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在王充看来，只有经过效验的检验，才能证实某种认知的正确性。王充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知为力”的论断，充分肯定了“知”也是一种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比体力要强大的多，能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练人之心，聪人之知”，使人的德行得到培养，人的知识得到增加，人心得到感化，人变得聪明。另外在政治上也能安定社会。这就是“知”的强大力量。
王充的认识论否定了圣人生而知晓万事，强调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认知，获得知识，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靠“知”所产生的力量，增长自己的见识，安定社会。这是王充思想中较为积极的一面，即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完善自己。王充“命定论”思想中的“性”之可教就是其认识论的体现。
历史观
王充指出了历史进步的发展观念。他认为“今胜于古”，就是说现在的人们必定会比古代强，并且他还反对儒家的"是古非今”，认为历史的方法对现在并非有用。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指出：“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历史的治理方法放在当今未必管用，时代是进步的，要不新选择正确的治理道路。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人性说
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分别是善、无善无恶、恶，并且还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后期的`学习或者生活环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就是承认后天学习和环境对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变的。
命定论
“命定论”是王充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探究，内容包括人的死生寿天、富贵贫贱以及切遭遇。王充认为，一切皆由“命”定，它并不是人力所能干预和改变的。这里所谓的“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命定论”使人产生消极的处世态度与汉儒“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人感应说殊途同归。这也是后代研究者认为命定论是王充思想最大局限之原因所在。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的命定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论衡》的《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命义》《偶会》诸篇。其出发点是批判当时社会上的谶纬、天人感应等学说即所谓的命定论思想的正宗，所谓命的“三科”是指寿命、遭命、随命。行善得善是为受命，也作寿，受命，正命；行善得恶是为遭命，行恶得恶是为随命。这是两汉命定论思想的正宗，融汇了天人感应，谶纬之学等内容并写入白虎通。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虽然王充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其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
文学批评
王充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辞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适应的形式；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注重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对当时已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如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等观点，这些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
主要作品
王充生平著述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其中《讥俗》《政务》《养性》现已失传。
《论衡》一书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集中的《论衡》的《实知篇》和《知实篇》中。
历史评价
谢夷吾：“充之天才，非学所加，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白、司马迁，不能过也。”
刘知几《史通·序传篇》：“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
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自誉而毁其先，非人也。”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条：“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
章太炎：“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国学概论·国学的派别》）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个具有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超前的思想家。”
黄侃《汉唐玄学论》：“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黄侃论学杂著》）
胡适《王充的论衡》：“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拓展内容：诗人王充简介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家族显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 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 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孤门细族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评价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