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生什么是“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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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是我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叫“制义”、“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的规则随时代不同小有变化，但大体上每篇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几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各自要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这就是八股文名称的由来。八股文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七百字。
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五经》，行文要求“代圣贤立言”，就是只能用孔子或朱熹等人的口吻说话。解释《四书》只能依“朱注”，不许自由发挥。
八股文形式呆板，内容贫乏，束缚人们的思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八股文，改试策论。从此，这种通行四百多年的文体，终于寿终正寝了。
浅谈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摘要】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精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愈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论键词】程朱理学;八股丈;丈学创作
八股文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科举考试文体，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只是历史实存呈现出的表象，实质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虽然考试文体对其他文体产生渗透与影响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如唐代行卷对传奇的影响，宋代经义策论对宋诗的影响等，但是，像八股文这样与官方意识形态结为一体，作用巨大，涉及极广的文体影响却仅明代文学一例。
一、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与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互为表里的一体关系。八股文是作为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载体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翌年书成，“上亲序之”，令颁行全国。此举标志程朱理学被正式确立为朱明王朝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与士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学校、科目、荐举、锉举四种“选举之法”，中，科举成为官府选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进的唯一有效之途。《明史·选举志三》记:“永乐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久且废不用矣。”冈‘彻，《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明永乐天顺以后，“非进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内阁。·一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试内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转为专宗程朱。《明史·选举志斗记日: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潞《集说》。
从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库馆臣评)。
理学大儒丘涪在《大学衍义补》中叙述了上述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内容的变化，并盛赞明成祖这一尊程朱于一统的举措:
至于有宋潦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一个世纪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这一举措对学风产生的恶劣影响: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统，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一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岂可得乎?
暂且不论功过，与科举考试只重八股文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学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朝廷用程朱来武装士人，士人靠程朱来赢得科举。用八股文这条与士人休戚相关的“生命线”，最高统治者把理学与士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程朱理学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意识形态化成了八股文遵经守传等可具体操作的程式规则，并通过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修习浸人到他们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显见，在历史实存中浮出的是铺天盖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学则隐藏于下。在这个意义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与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结成一体，可谓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也。刘熙载《艺概·经义概》记:
明儒冯少墟先生名所集举业为《理学文鸽》。理学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学文鸽》来命名/以役文集，可见，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与理学看作一体的。
八股文所起的这种作用，被同样作为统治者的乾隆一语道破。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继“道统”维系“治统”的高度来认识。在《钦定四书文序》中，乾隆帝又从选拔人才的角度对八股文所起的这个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规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也。
国家以经义取士的目的在于，通过它培养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学为世界观、价值观的学力深、器识淳的.人才。所以，八股虽小，却关乎国之气运，国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学于一统是促进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决定性因素。八股文体制在明代立国之初并不完备，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间才最终定型。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顾炎武指出: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14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问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句股实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之相传谓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此期，程朱理学、八股文、士人这三个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乐这个点上，而这三个因素的齐备正是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必要条件。专宗程朱、遵经守传使得作为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有了简便明确、便于士人修习的内容限定，同时也为考官提供了统甲客观、便于操作的阅卷标准;功名系于科举一途，“非是途也，孔孟无由进”，使天下士予乙无旁鹜，倾毕生精力于举业之中，在内容无可发挥的狭小空间竭尽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变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这三个因素零距离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间时八股文的体制最终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尊程朱于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八股文对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当八股文以稳定成熟、明确规范的程式出现后，除了承载和传播理学之外，它还作为一种文体而行世，开始发挥其文体学意义上的影响，从而进入夕、股文影响史上一个新的时期。
第一个层面是渗透式影响，以被影响者的不自觉接受为特点。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靠朝廷的功令来左右士人的读书范围，日常修习，在耳濡目染的长期浸润中，“日渐月化”地完成对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情致心态的渗透。对接受者来讲，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文人群体也开始把这种“渗透”再“渗透”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戴名世说:
以四子之书，幼而读之即学为举业之文，父兄之所劝勉，朋友之所讲习，而又动之以富贵利达，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使其精神意思毕注于此，商鼓舞踊跃以赴之。而人之学之者，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熟习，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 这样年复日久的修习，必然会产生以下结果:
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裁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筐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麟献，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
这己不知人亦不知、想脱却脱不掉的东西，正是徐渭、王骥德服胃的“时文气”。被推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尚且“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其他人就更不能幸免了。因为，“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
所以，这种影响对文学的作用威力甚大，只要士子一动笔，时文气就会随其笔触渗透到创作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我们以明代文学最盛行的模拟之风为例，可证此风正是由八股而来。
模拟在少、股文中实属正常:一是指模拟考中之人的文章，如程墨、房稿、社稿等，是ZU没修习的主要方法;二是指模拟古人口气而为之，称为人口气，是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此只就前者论之。
作为修习八股的基本方法，模拟可细分为“偷格”、“偷意”、“偷调”、“偷文”诸法。(制义丛话》卷十一引郑苏年语云:
时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袭论。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调，亦足动人。惟偷词则风下矣。有偷名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
可见，在时文领域，偷格、偷意、偷调并不算作抄袭，只有偷词方显下作。但是，前三偷的结果必然是偷词。模拟至此必成弊端。《制义丛话》卷一引苏翔凤《甲癸集序》言曰:“文运之坏也，有三大病，三恶习，三毒种焉。”三大病，“一曰徽，二日窃，三曰奴。”“窃”，就是模拟剽窃。
长期专注于揣摩圣人心思，模仿圣人口气，靠仿照名元之文来写作的士子，尝试创作其他文体，往往一上手就会不自觉地落人模拟的“窠臼”。宋佩韦在其《明文学史·引言》中论前后七子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在复古派的诗文的作风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时代的背景。复古派的诗文，有两点最为后人口实:第一、是模拟或剽窃……剽窃是由于模拟而来，凡模拟未有不流于到窃的。然而这模拟习惯的养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需“代古人语气为之，”其精神全在模拟古人，不说自己的话。明代士大夫经过了长期的八股文的训练，已不知不觉养成了模拟的根性，复古俊以起衰救弊为己任，俊怎样地高唱“文必秦汉，”却终逃不出这“模仿古人”的圈套。这是时代的桂格，任凭你怎样聪明睿智，都摆脱不了这个桂格!叶德钧在《读明传奇文七种》中对明中前期小说创作的模拟之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勾勒:
明代传奇文自瞿佑《剪灯录》、《剪灯新话》、李祯《剪灯余话》以后，拟作者纷起。如赵弼《效纂集》(宣德年间)、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年间)、邵景詹《觅灯因话》(万历年间)等。拟作的风气以嘉靖前后为最盛，到万历间流风也还没有泯灭。
模拟之风在戏曲领域表现得最为集中，主要围绕被统治者击赏的《琵琶记》进行，侧重于对其“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伦理教化内容及文雅风格的模仿。在明中前期出现了以《五伦全备动》、《香囊记》为代表的伦理教化剧创作的高潮。由此观之，可以说，八股文渗透式影响遍及了明前中期文学创作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个层面是主动借鉴型影响。它表现为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主动借助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对弱势文体加以改造，是在特定创作观念指导下对强势文体的一种有意识的靠拢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明代某些戏曲与小说创作中。
南曲用写八股文的方式来写作传奇，是弱势文体戏曲借助强势文体八股文汉寸自己的一种改造，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地位，由士大夫不耻为之的小道末技荣登大雅之堂。其代表作是《香囊记》，具体表现为在文体功能上向2又股文论说体的靠拢，内容上对“四书”“五经，，及传注语的大量引用，说理方式的二重代言，说理方法的类书式用典，行文方式的前腔式对偶，等等。小说吸取八股文的写法进行创作，其目的也是提升自身地位，以融人正统文学之流。如张书绅批《绣像新说西游记》日:“一部(西游记》可当作时文读”，《西游记》“似一部乡会制义文字”，“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
总之，从学理上讲，明代中前期八股夕汉寸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一一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