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生孰能无惑的前一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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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能无惑的前一句是：人非生而知之者。
原句是：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
意思是：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
这句话出自韩愈的《师说》，原文如下：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 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远矣， 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 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 愚人之所以为愚， 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 择师而教之; 于其身也， 则耻师焉， 惑矣。 彼童子之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 惑之不解， 或师焉， 或不焉， 小学而大遗， 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 曰师曰弟子云者， 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 则曰： “彼与彼年相若也， 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君子不齿，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 苌弘、 师襄、 老聃。 郯子之徒， 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 年十七， 好古文，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不拘于时， 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 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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